对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知识人来说，除了小林多喜二之外，宫本百合子恐怕是最有声望的日本作家了。战后初期进步的日本知识人更把宫本与藏原惟人、中野重治等同列，对她致以神明般的崇敬。在当时中日知识人的心目中，宫本是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代表、抵抗文学的先锋、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旗手。宫本的方向就是进步的方向、时代的方向。然而世易时迁，在世纪末的今天，有谁还记得起宫本百合子？
例如同为百年诞辰的日本作家，人们聚会、演讲、出版相关著作来纪念川端康成，而宫本百合子则乏人问津。不久前，日本福岛县郡山市好不容易组织了一次宫本百合子文学展，却把她与久米正雄联展，原因是这两人都在郡山进行过文学活动。然而这实在是一种极富讽刺意义的安排：宫本是一位坚决的反对法西斯战争的民主斗士，而久米却是鼓吹文学为“大东亚战争”服务的“日本文学报国会”的铁杆干事，写过不少美化战争的东西。宫本九泉有知，断断不屑与久米这种作家为伍。
宫本声誉之盛衰，当然是时代的风会使然。然而岁月掩不住情热和精神的光焰，尘埃落定，华光自现。无论如何，宫本百合子依然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记取和纪念的非凡女性。宫本百合子1899年生于东京，原姓中条，父亲是留英的著名建筑师，其母则是明治大哲学家西村茂树的次女。百合子1932年与著名共产党人宫本显治结婚后，改从夫姓宫本。她在贵族女中读书的时候，大量阅读了日本近代文学和俄国文学作品。等到18岁临近中学毕业之际，她已经写出了一篇很像样的小说《贫穷的人们》，因了文坛泰斗坪内逍遥的赏赞，发表在《中央公论》上。小说取材于她在福岛乡下祖母家度假时所接触到的农村生活，真切地反映了农民的悲惨命运。其时时隐现的人道主义情怀，显见是受了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影响，但更是百合子悲天悯人的天性使然。百合子20岁时随父前往北海道，踏访了北方少数民族阿伊努人的村庄，据此写出《乘风而来的倭人神》，反映了在大和强势文化影响下日趋衰亡的阿伊努族的悲惨命运。这种对弱者、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同情，对强权和侵略者的抗议，始终是百合子毕生文学创作的主线。
百合子后来随父渡航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旁听生。在纽约，百合子不顾母亲的竭力反对，满腔热情地与一位比她年长十来岁的留学生结了婚。但这次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5年之后，两人终于分手。根据这段失败的婚姻经历，百合子写了一部妇女题材的长篇《伸子》。1927年，百合子忽然与研究俄苏文学的女友汤浅芳子到了苏联。她在苏联广泛地参观了各地的工厂、矿山、学校，深深地为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所感动。她还访问了她素所景仰的高尔基，并在莫斯科和日共创始人和领袖片山潜见了面。在此期间，百合子还到柏林、巴黎、伦敦等西欧各大城市考察，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进一步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直到1930年底，她才从莫斯科回国。这次游历对百合子由人道主义思想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致她归国后立即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即“纳尔普”），并当选为同盟的中央委员。次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即“克普”）成立，她又当选为联盟的中央协议会委员和妇女协议会的负责人，并于同年秘密加入了日本共产党。
1933年2月，“纳尔普”书记长小林多喜二在东京街头与地下工作者联络时，遭到特高警察的袭击而被捕，数小时后即被毒打致死。小林之死是日本左翼文学运动的分水岭，此后“纳尔普”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动摇和混乱。同年6月，日共领导人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发表文告，声明“转向”，也就是放弃革命思想，脱离革命运动。在此情形下，大批党员、作家纷纷“转向”，“纳尔普”也因此瓦解。但是宫本百合子却顽强地坚持不“转向”，并于1934年在《文艺》上发表评论《越冬的蓓蕾》，反击御用文人借转向问题对左翼文学的攻击。翌年又发表抗议文学《乳房》，着重描述了无产者托儿所在警察迫害下不断进行的斗争。当时坚持不转向的，百合子之外，也只有藏原惟人、宫本显治、久保荣等少数人而已。但她为捍卫自己的理想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1932年至1945年间，百合子屡屡被捕入狱，数度被禁止发表作品。1942年更在肮脏酷热的牢狱中得了“热痉挛病”，侥幸保住性命。但多年的牢狱生涯对她的健康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害，终于促成了她在1951年的英年早逝。
从终战到去世之前的数年中，宫本百合子为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她，以划时代的评论《歌声哟，响起来吧》宣告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诞生；正是她，参与创建了民主主义的文学统一战线——新日本文学会；也正是她，以无比的热情和惊人的毅力创作出《知风草》、《播州平野》等优秀作品，为民主主义文学树立了典范。面对今日东瀛国家主义日益张狂、民主主义精神日渐凋敝的现实，我们怎能不怀念宫本百合子。
宫本曾在其处女作《贫穷的人们》的序言中说：“冲破种种困难勇敢地往前走，一直走到倒下去为止，这种勇气是非常伟大的，是可敬的。”宫本百合子本人便是不乏这种勇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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